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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年，要过年了，有朋友从远方给李敬泽打电话说，天降大雪，正喝着酒。李敬泽说，我这备了冰块和酒，也正要喝。隔着电话和酒杯，将年拜过。李敬泽想起北齐武成帝高湛给河南王高孝瑜写信：“吾饮汾清二杯，劝汝于邺酌两杯。”“其时高湛在晋阳，孝瑜在河南，千百里之思，遥劝三杯两盏。”
“饮酒作为社交形态，并不是从来如此，在过去，饮酒一定不是常态。”李敬泽说，“中国的酒大多是粮食酿造的，在农业社会初期，粮食匮乏，酒少，不是所有人都喝得起。”
李敬泽所言“汾清”典故出自《北齐书》。北齐武成帝高湛于公元561年继位之后，大多数时间身处北齐下都晋阳（现山西太原一带）。北齐上都位于邺城（现河南安阳、河北临漳一带），由武成帝的侄儿高孝瑜护卫。南北朝时期，战乱不断，权力更迭频繁，人心的维系并不容易。高孝瑜拥戴叔父，高湛亦十分欣赏其侄儿，故相距甚远也要共“饮汾清二杯”。
《北齐书》中的“汾清”是史书上关于汾酒的最早记载。汾清酒在南北朝时期为贵族阶层所喜爱。古时酿酒，贵在求“清”。“清”这一字，在古代是酒的最高质量等级称谓，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对酒和饮酒的最高追求。
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载：“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”事酒，指为特定场景之事（如婚庆）而临时酿造的新酒。昔酒，指久酿而成的老酒。清酒，指清而不浊之酒，需用更长时间和更精细的酿制过程才能获得，冬酿夏成，是酒中上品。
清酒往往用于祭祀。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有言：“祭以清酒”。清酒之“清”，意为清洁与澄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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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正在上映，故事的历史背景是由商入周的过程。那是人、妖、神共处的神话时代。人在认识“天命”，又在“天命”中认识自我与众生。古时，巫与酒都是沟通天地人的灵媒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巫与酒都事关社稷存续。电影中，龟甲与酒杯的出现，预示着国运的走势。
李敬泽提到了《尚书·周书·酒诰》。周灭商之后，分封诸侯，武王姬发将其弟康叔封为卫国之君。卫国处于殷商故地，殷人有酗酒之习，周公担心此恶习会暗隐动荡之乱，故命康叔在卫国发布禁酒令，并把禁酒的缘由和细则一一告知。“群饮，汝勿佚！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！”——《酒诰》中的这条是关键，为的是“禁群饮”——聚众喝酒是要杀头的。
统治者对酒的态度是政治的晴雨表。比如，在东晋时，孝武帝以“寇难初平”为由，不仅大赦天下，且开酒禁。又比如，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海晏河清，仓廪丰实，便没有禁酒令，不然也不会有李白的故事。“安史之乱”来了，各种生产难以为继，民不聊生，禁酒令便又出现。
曹操在《短歌行》中吟唱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李敬泽特别指出，不要用“诗人”来认识此刻的曹操，还是要用“贵族”来认识曹操。原因很简单，贵族才能喝酒，甚至不是所有贵族都能喝酒，更具体地说，是特权之人才能喝酒。曹操是禁酒的，他要统一北方，需要军粮，粮食怎么可能用来酿造大量的酒？
孔融，就是让梨的那位小朋友，成年后爱喝酒。他喜欢的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。”孔融写下《与曹操论酒禁书》，反对禁酒，所列之理由有“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。”曹操看了，大怒，把孔融给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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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诗酒勃兴的唐代，李白赞赏孔融，模仿其诗句，言“天若不爱酒，酒星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”。皮日休又学李太白，“吾爱李太白，身是酒星魂。”
李敬泽去看了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。电影里，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喝了许多酒。李白说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李敬泽说：“这语言的速度和气势，是需要酒来支撑的。”李白说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李敬泽说：“这一听就是喝高了才会这么写。把喝酒喝成艺术人生，是从李白这开始的。诗与酒的关系，从此被确立了下来。李白之后，大家都觉得文人很能喝酒，喝酒就能写出好文章。因为李白斗酒诗百篇啊。别人这样跟我说的话，我就说，那是李白，不是我。”
许多人对李白大概也误读了。宋代《酒谱》载：“李白每大醉为文，未尝差误。与醒者语，无不屈服。人目为醉圣。”这说的是李白在大醉之后写文章，没有任何差错，和清醒者说话，大家都被其折服。人们称其为“醉圣”。漫长的中国饮酒史，被称为“醉圣”之人，也就是李白。李白被认为是上上品的饮酒人，求的是“清”，善饮而神志清明。
李白和孔融说到的“酒星”，在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有记载：“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，酒官之旗也。主宴饗饮食。”
古代酒馆门口的酒旗，可视作“酒星”的标志。写酒旗的诗句很多，杜牧的那两句诗流传广泛且久远——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”
提到杜牧，便会不自觉想到那首非常著名的酒诗《清明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“杜牧的这首诗对中国人来说，变成了生命里的场景。”李敬泽说，“这首诗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记忆。在古代，走远路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清明时节，在纷纷春雨和泥泞湿冷之中，有行旅之人的疲惫、沉郁和孤独，杏花村的酒家则代表了一个温暖的地方，这个场景千百年来抚慰了无数旅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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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之后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城市文明发达，消费生态变化了，酒不再是商周时代极少数阶层享用的东西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张择端画下了许多酒旗飘扬的酒肆。宋人窦苹写了著名的《酒谱》，书中有载：“张籍诗云，‘酿酒爱干和’，即今人不入水也，并、汾间以为贵品，名之曰干酢酒。”从这可见，汾阳已经开始出产上好的蒸馏酒。与发酵酒相比，蒸馏酒制作工艺更为复杂，这是酿造技术的进步。从饮酒者角度来说，蒸馏酒不容易上头，若以“清”“浊”而论，蒸馏技术让酒往“清”更进了一步。
李敬泽将好酒比作北方的雨，“云聚了，风起了，雨来了，雨收了，然后就是青天白日，不牵连不黏滞。”好酒最终是让人清醒，“醒了不头疼”。“这是拿肉身作评判标准。”李敬泽说，“喝酒而不及于醉，这也是乐趣，一种节制的快感，飘然微醺但意识到清明的理性仍在。严守这个分际如同杯中满酒，酒面微凸，一滴则溢，但恰好就不多这一滴，那种微妙的平衡是美的。”
对于好酒的理解是对美的理解，喝酒是一种审美态度。或者说，从古至今，酒不只是人与人之间共情的媒介，还是超越人间的媒介。“酒源于土地，也有向着天空的力量。”
“喝醉了很丑。但人要一直不丑也累，放浪形骸，形神不复相守。”李敬泽提到过一首黑人布鲁斯的歌词：“别惹我，谁都别惹我/因为你绝不会赢/我会打垮陆军和海军/就凭我和我的杜松子酒。”
宋代刘弇有诗云：“觥筹一举破愁城，似胜长驱十万兵。可是胸中浇块磊，更需酂白与汾清。”说的跟黑人布鲁斯是差不多的意思。酒能壮胆，亦能穿越时空与文明，连接万古的悲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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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末明初，山西汾州烧酒开始被称为“汾酒”。明清时期，酒的专卖制被取消，官府对酒实行征税制。酒税不重，以此为生之人增多，酒业兴盛起来。此时期，汾州烧酒已经闻名天下，杏花村已然成为好酒出产地的符号。《清稗类钞·工艺类》载有汾酒的酿造技术：“汾酒之制造法与他酒不同，他酒原料下缸，七八日之酝酿，一次过净，酒槽齐出矣。汾酒酝酿最缓，原料下缸后须经四次，历月余，始能完全排出。”
城市文明的生长带来交通的延展，酒更容易被运往各地。清代小说《蜃楼志》写的是广州之事。书中人谈起各地之酒，“天气很热，绍兴酒肯出汗，换过汾酒，却凉快些。”“汾酒极好，只是太清冽了，怕吃不多。”李敬泽说到过南北之酒的区别。“我是北人，黄酒是南人的酒，这酒是阴的，不像烧酒的磊落伉爽，一派阳气。喝时是顺畅的，但酒力如梅雨连天，不知何时起，不知何时去。”
在清朝，酒若能到达广州，就能到达全世界。晋商通过十三行，将汾酒送至大洋彼岸。到了民国，1915年，美国旧金山，汾酒出现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，并获得最高荣誉——甲等大奖章。这等获奖大事，仿佛是这些年才被更多人知晓。过去的一百多年，大多数时间太动荡，大家的心思都还是在“吃”上，而不是“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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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敬泽的父亲是山西芮城人，而他在天津出生，在河北长大。年少时，山西来个老乡到家里，摸出一瓶汾酒，如获至宝一般。
“现在的酒在人生的诸多情境出现，以前酒只在人生的特定情境出现。”这特定情境包括婚丧嫁娶、逢年过节等等。“如今我们面对的人生情境更多元化了，晚上喝两杯变得很正常。”
在以往，北方很多地方，喝酒的办法，就是我跟你喝，自己不喝，让别人喝，把别人放倒，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“觉得自己穷啊，舍不得喝，给你喝。”这是匮乏时代的记忆。当酒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，“酒桌上也有很多特别不好的事情，这些东西，现在看来，也真不必要，一个赖酒鬼，什么好酒都能被糟蹋了，体会不到酒的好。”
“酒文化要更新，酒企也得倡导酒文化。酒固然能让人飞扬，自己飞扬就好。回到伟大文明的源头上去，真正知酒的还是周人，周人不是不喝酒，但节制。酒安足辞，但要有节制的精神，让礼的精神和酒的精神完美地结合。这不是痛苦的自我管理，是真正地体会到酒的好，在健康的饮酒方式中获得美好的生活。”李敬泽说，“文明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不断地自我调整。”在酒中求“清”的过程，大抵如此。
